在2014年12月16日完成工商注冊后，騰訊等主導的微眾銀行官網在28日低調上線，用戶需要用手機掃碼才能看到這家銀行的微主頁。根據微主頁的介紹，這家銀行的slogan是“科技、普惠、連接”，主要定位于向用戶提供個人消費金融服務。民營銀行的大幕由此拉開，“微眾銀行一小步，金融改革一大步”的說法流傳開來。人們希望，民營銀行的設立不僅僅是機構類型、機構數量的簡單增加，更希望民營銀行成為銀行業乃至金融業的一條“鯰魚”，倒逼傳統金融加速變革。時至今日，民營銀行落地已十年，目前民營銀行一共有19家。十年來，通過數字化賦能等方式，民營銀行走出了一條不同于傳統銀行的差異化道路，有效彌補了小微金融服務的短板，民營銀行的資產規模和盈利能力也實現增長。根據企業預警通統計顯示，截至2023年末民營銀行總資產約2萬億元，凈利潤超200億元。但在整個銀行業版圖中，民營銀行的占比并不高，總資產、營收、凈利潤占比均不足1%。站在新的起點，需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探尋民營銀行的未來方向，為此需要把時間拉長、把視角放寬。實際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關于設立民營銀行的呼吁就此起披伏，至今已三十載。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民營銀行一直到2014年才設立？（1996年成立的民生銀行雖然主要由民企持股，但創始人不認為其為民營銀行，官方則將其歸類為股份行）緊接著的問題是，為什么2015年-2020年間民營銀行陸續設立且一些民營銀行已探索出特色化的路徑，但2020年后卻戛然而止，至今未有新增？究其原因，民營銀行的設立與暫停不僅僅是民營銀行自身的事，更和經濟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風險化解、金融開放等高度相關，民營銀行的30年也是半部金融史：由于國有大型銀行才是改革重點、存款保險制度未建立，所以民營銀行直到2014年才設立。事實上，首批試點銀行批量設立的2015年正是《存款保險條例》實施的那一年。有了存款保險，名不見經傳的民營銀行才能從儲戶吸收到存款，才有了和其他類型銀行競爭的基礎。
（某民營銀行存款頁面，特別標識“存款保險 保障存款安全”）由于近年來個別金融機構風險暴露甚至被民營控股股東“掏空”以及國有大行可以完成服務民企、小微企業等重大戰略任務，高層對大行、中小銀行的定調出現顯著變化，尤其前者導致決策層對新設民營金融機構更加謹慎。隨著國有大行的下沉，包括民營銀行在內的中小銀行面臨著更大的壓力。此外，民營銀行還面臨著存貸兩端持續承壓、發展定位趨同等問題，部分民營銀行可持續經營能力下降，各方也高度關注民營銀行的下一步。“不管大行怎么行動，我們的壓力都存在。民營銀行成立以來，可以說從一個困難走向另一個困難，困難是常態，關鍵是做好自己。”一位民營銀行高管稱，“小銀行不能追求大而全，要小而美，小而精。”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化，所有制界限被打破。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同時，決不應限制和排斥其他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發展。一個月后，國務院特批了第1家私營企業。這一年，中國涌現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和企業家，如柳傳志與聯想、張瑞敏與海爾、王石與萬科等，1984年因此也被稱為中國民營企業元年。民營企業開始陸續進入農業、制造業、輕工業等各領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強，客觀上要求建立專門為個體、私營企業服務的銀行。畢竟當時四大專業銀行服務對應領域，比如農行專注于服務農業，建行專注于服務基建行業。“借貸無門是當前民營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很重要的問題，我愿意與大家一起做幾件事，可以辦一家銀行，著重幫助民營企業融資。”1993年10月，剛當選工商聯執委會主席的經叔平在工商聯大會上表示。于是經叔平向中央寫信，建議成立一家以民營企業投資為主的股份制商業銀行。1995年5月，國務院批復同意設立民生銀行。批復還提出，民生銀行根據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籌集融通資金，主要為民營工商企業服務。1996年1月，民生銀行掛牌運作，經叔平出任首任董事長，其85%的股本來源于非國有企業。時至今日，民生銀行的股本也是民營企業且高度分散，前十大單一持股股東合計持股比例為44.82%。但經叔平仍然強調，民生銀行并非“民營銀行”，而是“首家主要由非國有制企業入股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雖然民生銀行的股本金來自于民營企業，但管理層幾乎全部由政府任命，因此并非純粹的民營銀行，日后民生銀行則歸入股份行之列。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金融業要向外資開放，外資銀行可在境內經營人民幣業務，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再度建議，應同時對內資開放銀行業，做到一視同仁。他們組織出版了《民營銀行200問》一書，力陳組建民營銀行的必要性——促進競爭，加速金融體制變革，同時加大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支持。當時有報道稱，在中國加入WTO時，中國將會有四家私營銀行開業，這四家銀行已完成可行性研究，只待金融當局開“綠燈”，但最終并無下文。究其原因，一方面，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改革才是當時金融改革的重點。2002年末四大行不良貸款1.7萬億，不良貸款率高達21.4%；平均資本充足率為4.4%，如果按照審慎監管標準，平均資本充足率實際為負數，四大行已陷入嚴重資不抵債的境地。為此，中國以動用外匯儲備注資為主線、以成立的中央匯金公司為操作平臺，然后再進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造，四大行在2004-2010年相繼上市，中國金融業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并經受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另一方面，中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從國際經驗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是發展民營銀行的重要前提——如果沒有存款保險，存款人都傾向于選擇大銀行，民營銀行就很難生存。“我國要放寬準入許可、放松對民營股東的限制，就要考慮可能出現的風險或退出問題。小機構在發展過程中難免存在質量良莠不齊的情況，如果風險處置機制和監管力量不到位，可能會形成新的風險隱患。”時任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的宣昌能2015年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宣昌能還指出，通過出臺存款保險制度，對不同經營質量的金融機構實行差別費率，并采取及時糾正措施，有利于促進形成一個有效競爭、可持續發展的小金融機構體系。早在1997年中國央行就已開始研究存款保險制度，但只有包括四大行在內的銀行改革成功后，存款保險制度才轉向操作方案的設計，因為銀行改革不僅能補充資本，更能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由此實現對金融機構的硬約束。在此基礎上，2012年1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抓緊研究完善存款保險制度方案，擇機出臺并組織實施。三年后，《存款保險條例》實施，標志著中國存款保險制度正式建立。在提出“擇機出臺存款保險制度方案”的同時，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還表示“要切實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鼓勵、引導和規范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換言之，金融放開的領域不止銀行，證券、保險、基金、金融租賃等領域也向民營資本開放。當然這其中，民營銀行的設立備受各方關注，這一任務落在了原銀監會的肩上。2014年3月，原銀監會公布了國務院批準的首批五家民營銀行試點名單，正式啟動試點工作。9個月后，微眾銀行正式開業，拉開了民營銀行設立的大幕。溫州民商銀行、天津金城銀行、浙江網商銀行、上海華瑞銀行則在2015年開業。“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法律上本身沒有障礙，實踐中也已經比較普遍，主要是通過兼并重組和在銀行改制、改造的過程中進入。真正由民營資本發起設立還比較少，真正自擔剩余風險的并不多。”原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當時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在此之前，民營資本已廣泛參與城商行、農村信用社、股份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增資擴股和重組改制。據統計，截至2014年末，民間資本參與組建農商行758家，數量占比達85%；參股城商行134家，占比達56%；重組信托公司33家，占比達45%以上。其特點是民間資本作為財務投資者進入。因此，民營銀行首批試點獲批并陸續開業意義非凡，這意味著民營資本擺脫了長期僅僅作為財務投資者的屬性，一舉獲得了與國有資本同等的國民待遇。尚福林介紹，試點主要是試行自擔風險的新機制：一是讓資本說話的公司治理機制，二是讓資本決策的經營管理機制，三是讓資本所有者承擔風險損失的市場約束機制。“此前我們在這些方面還缺乏經驗，為了防止整體試錯，所以還是要通過試點積累經驗，逐步推開。”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在首批5家民營銀行陸續開業后，2016年、2017年分別有3、9家民營銀行開業，2019年、2020年各有一家民營銀行開業，目前民營銀行一共19家，成為和國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外資行并列的一類商業銀行，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不過，民營銀行資產、營收、利潤占商業銀行的比重均不足1%。
開業以來，民營銀行結合股東優勢、區域稟賦等探索出多種發展模式，在服務小微、民營企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沒有線下網點，大部分民營銀行定位于互聯網和數字化發展方向，如眾邦銀行定位“互聯網交易銀行”，蘇商銀行定位于“科技驅動的O2O銀行”。“數字技術是蘇商銀行高效服務民營中小微企業的法寶，成本低，效率高。成立7年來，蘇商銀行已累計服務民營企業客戶近300萬戶，快捷投放純信用貸款4000多億元，戶均僅9萬元。”蘇商銀行董事長黃金老11月16日在貨幣金融圓桌會議?2024秋暨“金融支持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研討會上表示。再如微眾銀行發布的《2023年可持續發展報告》稱，截至2023年末該行已累計服務個人客戶近4億,累計授信小微企業超140萬家。在此過程中，民營銀行資產規模和盈利能力也實現增長，抗風險能力穩步提升。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民營銀行總資產由2019年的0.9萬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2萬億元；凈利潤由2019年的82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204億元。從資產質量看，截至2023年末，民營銀行不良貸款率1.55%，略低于行業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城商行、農商行。央行金融機構評級則顯示，2023年二季度城商行、農村金融機構、村鎮銀行高風險機構數量分別為14家、191家、132家，而民營銀行無高風險機構。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首席專家曾剛表示，在更高的凈息差下，風險成本表現還優于行業平均，表明民營銀行借助數字技術和場景所構建起的風控體系，已成為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民營銀行內部看，“二八效應”顯著，微眾銀行、網商銀行遙遙領先于其他民營銀行。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2023年微眾銀行、網商銀行資產合計約萬億，占全部民營銀行的一半；二者營業收入、凈利潤合計分別為581億元、150億元，分別占全部民營銀行的65%、70%。
“雖然近年來，社會上也有一些聲音反映國內民營銀行發展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但實際上，我們在近年來的實踐當中，走出了一條穩健的民營銀行發展道路，總體上還是成功的，試點成效還是明顯的。”尚福林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2015年6月的一場發布會上，尚福林披露，當時申請設立民營銀行的數量已有40多家，但目前僅成立19家，換言之至少還有21家民營銀行沒有獲批。從時間段看，2020年之后再無新的民營銀行成立。這背后又發生了什么？據界面新聞記者梳理，在2012年-2019年的各種高層會議、官方文件中，支持民營金融機構發展是主基調，比如2017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推動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這一思路延續到2019年。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舉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學習的主題是金融供給側改革。會議明確提出，要增加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當時一個樸素的觀點仍是中國金融主要還是為大企業服務，而對于廣大的中小微企業、民營經濟等這些更需要資金及金融服務的主體服務嚴重不足。因為國有銀行和大銀行只會服務大企業和國企，所以需要小銀行、民營銀行。2018年9月，在央行、全國工商聯組織的“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上，PPP概念股東方園林董事長何巧女向時任央行行長易綱直言：“現在民營企業太難了，如果易綱行長給我批一個銀行，我一定拯救那些企業于血泊之中，一個一個地救。”但次年東方園林就暴雷了。當時倒下的不止東方園林，多個民營資本集團也在2019年前后爆發風險，但它們控股了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多類金融機構，導致風險外溢，一些金融機構還被股東“掏空”。以包商銀行為例，《央行金融穩定報告（2021年）》披露，從1998年開始，明天系陸續通過增資擴股和受讓股權等方式不斷提高其在包商銀行的股權占比，截至2019年5月末持股近九成。在控股包商銀行期間，明天系通過虛構業務，以應收款項投資、對公貸款、理財產品等多種交易形式，共占用包商銀行資金逾1500億元，占包商銀行資產總規模近30%。“金融機構是資金密集型企業，入股或控制金融機構往往可以獲得融資便利。在國內外金融發展歷程中，部分股東或實際控制人違規入股或控制金融機構，套取資金，最終造成金融風險累積的情況時有發生。”央行在報告中指出，“問題股東違規控制金融機構的目的就是將其變為不受限制的‘提款機’”。實際上，相關問題的討論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當時支持設立民營銀行的學者很多，反對的也不少，理由之一就是民營企業可能從控股的銀行違規獲取貸款。而2019年以來，個別民營資本“掏空”金融機構的做法可能讓決策層對新設民營金融機構更加謹慎。另一理由是，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延伸到縣城和鄉鎮，只要適當改革，它們同樣可以服務好小微。這一爭論在2019年以后也有了定論。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首度提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以上”，當年國有大行超額完成了目標，此后幾年也保持著30%左右的增速。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2023年末六大行普惠小微貸款余額合計11.5萬億元。其中，工行、農行、建行余額在2.2萬億元以上，已超過民營銀行整個行業的資產規模，且貸款利率更低、不良率也保持在較低水平。在此背景下，高層對大行、中小銀行的定調出現顯著變化。去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嚴格中小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和監管要求。
中央金融辦常務副主任王江解讀時指出，要推動中小金融機構兼并重組、實現減量提質，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防止無序擴張。近年來中小銀行兼并重組的案例顯著增加，法人機構數量大幅減少：從2019年到2024年6月，城商行、農村金融機構、村鎮銀行減少了165家。今年下半年裕民銀行30%的股份轉讓給江西國資后，裕民銀行是否還定位于民營銀行有待進一步觀察。目前裕民銀行尚未披露該行2023年年報，該行也成為19家民營銀行中唯一一家沒有發布2023年經營數據的銀行。據前股東的相關公告，2023年前三季度裕民銀行虧損2.42億元。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營銀行面臨的挑戰，包括存貸兩端持續承壓、資本補充渠道不足、發展定位趨同等，由此導致部分民營銀行可持續經營能力下降。曾剛認為，要實現民營銀行高質量發展任重而道遠，需要從監管政策優化和提升銀行經營管理能力兩個層面進行積極探索，前者的方向包括實施差異化資本監管要求等。曾剛還表示，民營銀行應堅持差異化發展戰略，充分發揮機制靈活、決策效率高等優勢，走普惠化、特色化道路。根據自身情況，探索差異化發展模式，優化業務結構，發展資本節約型業務，如綠色金融、科技金融等。
免責聲明：本文、圖片均轉載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