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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隨著數字經濟時代降臨，人類社會正在經歷又一場持久而深刻的生產力變革。金融行業既是這場變革的貢獻者，也是受益者。

在12月2日舉行的2024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中國金融學會理事會副會長、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劉珺發表題為「數字時代的金融變革與適變」的演講。

劉珺在演講中分享了關于數字技術革命給金融結構、金融范式、金融理論、金融實踐帶來的新趨勢。

他認為，數字經濟，特別是數字商業對GDP統計具有下拉作用，因為中間環節一定程度上被減少，甚至去除，以及互連性的強化和廣域泛載，使得結構性指標和數據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工業經濟的很多內容，終端數字被降低、被拉低也是技術使然、科技使然、效率使然。

在談及科技創新成為生產函數的核心要素時，劉珺指出，金融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不能只把科技當作工具或催化劑，更要把科技與金融全面融合進全要素生產率，推動「Fintech+Techfin」的一體化。

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發展使得金融更多微循環、微生態創新成為可能，典型如現實資產的代幣化。多元層次、互相交織的金融市場可能會演變為多維矩陣式的復雜系統，也將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理論視角和實踐路徑。

而在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供需層面，劉珺指出，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將在供給側推動一場「金融新質生產力革命」，由「二八定律」轉向兼顧「長尾效應」，在需求側也將顛覆傳統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形成「越用越好用」迭代升級的客戶感知。

以下為演講全文：

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劉珺：數字時代的金融變革與適變

文 | 劉珺

來源 | 新華財經

各位嘉賓、各位同事，大家好！

當今世界正從工業時代邁向數字時代，數字技術變革和數據要素變革深刻改變人類社會，數字經濟及與之對應的數字金融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建設金融強國的關鍵變量。

如果把目光拉回到上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在觀察當時的IT業發展后，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悖論」，即我們到處都看得到計算機，但唯獨在生產率的統計上看不到。

這或許是傳統統計捕捉新技術的效力不足，抑或許IT等新技術是生產力表層下的「靜水深流」，在總量沒有大變化，甚至傳統總量指標被拉低的情況下，從內部、底層增進人類的文明和福祉。

我曾與同事研究過數字經濟，特別是數字商業對GDP統計的下拉作用，因為中間環節一定程度上被減少，甚至去除，以及互連性的強化和廣域泛載，使得結構性指標和數據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工業經濟的很多內容，終端數字被降低、被拉低也是技術使然、科技使然、效率使然。

所以，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在關注總量指標變化的同時，同樣還應關注新一輪數字技術革命給金融結構、金融范式、金融理論、金融實踐帶來的根本性重塑。

我體會，至少有以下幾個新趨勢。

第一，科技創新成為生產函數的核心要素。

在傳統工業經濟時代，土地、人力、資本是最主要的生產要素，這三項要素基本通過線性或平行的方式組合，在不同階段或不同領域，其中的某一要素可能在生產中發揮更大作用。

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生產函數的展現方式以及迭代方式，演變為科技居于中心，相當于樂隊的指揮，資金、人力、土地、數據等其他生產要素按需組合，相當于不同的樂部和聲部，形成了科技驅動的集合體。

在此過程中，科技創新本身也在向更高速的軌道切換。

例如，我們看到近年來AI芯片算力實現了對摩爾定律的突破和擴展；同時，原發性、顛覆性創新的倍增效果正在被極限拉大，「贏者通吃」越來越成為科技產業鏈上的常見敘事邏輯，正如加速回報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所揭示的那樣。

與這些變化相對應的，是金融的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發展。金融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不能只把科技當作工具或催化劑，更要把科技與金融全面融合進全要素生產率，推動「Fintech+Techfin」的一體化。

第二，金融市場結構更趨于復雜、多元。

數字經濟浪潮下，信貸、理財、保險等金融子市場之間的分隔被不斷打破，子市場間的聯動和競合在增強，傳統存貸業務和數字金融產品之間形成復雜的「分流」與「反饋」的網絡。

在現有市場之外，數字技術發展使得金融更多微循環、微生態創新成為可能，例如一些國家或地區利用區塊鏈推進現實世界資產的代幣化，建立數字資產與傳統金融資產的聯系。

未來，多元層次、互相交織的金融市場可能會演變為多維矩陣式的復雜系統，也將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理論視角和實踐路徑。

例如，貨幣創造多元主體的「內生性」轉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數字化」重構，CBDC的工具屬性和傳導變化等等，進而要求金融調控規則更好適配新經濟形態、新金融模式，實現政策工具的「數字升級」，以及宏觀審慎監管的「數字加固」。

第三，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供需特征出現顛覆性變化。

在供給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將促進金融機構所有線性流程和非線性流程的高度整合，推動一場「金融新質生產力革命」，不僅由「二八定律」轉向兼顧「長尾效應」，延伸金融服務廣度；而且推動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等高效融通，拓展金融服務深度。

在需求端，數據要素和AI技術或將通過規模效應和「干中學」的機器學習模式，顛覆傳統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形成「越用越好用」迭代升級的客戶感知，塑造金融需求新曲線。

與此同時，供給和需求的時空特征也在發生變化，產品設計與需求捕捉的聯動更加高效，金融服務的生產與消費環節日趨重合。

應對這些特征變化，要求金融機構實現經營管理、服務模式、價值曲線等全方位地適應性再造。

第四，數字經濟推動不一樣的全球化。

相比于工業經濟時代主要依托原料進口、市場拓展等外在因素所驅動的對外開放，數字時代的開放更多由科技創新、數據要素等內生因素所驅動，其天然具備開放與互聯的基因，構建起了全球交融與鏈接的底層邏輯。

因此，盡管一段時間以來，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風，但這只會是階段性的干擾和噪音，開放融通的大勢不可阻擋。

尤其是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關乎人類發展的重大命題，解決方案沒有國別版本，只有共同方案，甚至只有全球一體化方案。

在此背景下，金融領域的開放也應超越單一客戶、單一業務、單一區域，更加注重制度型開放和平臺型開放，以強化對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倫理等框架體系的共商共建，進而為數據、技術、文化等無形要素的交流融合創造豐沃土壤。

此外，數字時代的金融風險曲線亦將呈現新特征。

科技變革也會推動金融風險形態和安全邊界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在傳統安全領域之外，信息、數據和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風險急劇攀升。

例如，網絡攻擊已成為網絡安全的主要威脅，其組織體系化、技術尖端化、頻率常態化、利益顯性化的特征日益顯著。

特別是金融機構作為數據、信息、資金等要素的交匯點和富集者，正成為網絡攻擊的「重災區」，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遭遇的攻擊已經需要以億數量級為計，由此引發的網絡安全事件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

為此，金融風險防控的理念和體系都需要進一步優化升級。

置身于數字經濟浪潮中，金融業需要積極適應變革、擁抱變革，激發內在活力和創造力，構建功能完備、結構合理、安全高效的現代金融體系。

一是金融經營管理模式的再塑造。

適應金融市場「強聯動」與「微循環」發展新趨勢，金融機構應該全面深入調整資產負債表形態，創新數字經濟下的服務模式，在傳統商行業務基礎上，煥發現代金融業務的活性與韌性，積聚更高的經營能量。

同時，管理活動需與經營活動相關要素緊密結合，做到「無經營勿管理」，避免落入「安全駕駛零公里」的空頭管理中，尤其是當前科技已對社會價值網絡深度再造，環境、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等任何一點都可能對企業整體價值帶來重大影響，要求金融管理目標更加網絡化、極致化、精確化、實時化。

二是金融大數據應用的再突破。

數據是數字時代的石油，AI大模型的造物，特別是AGI和ASI，之所以能獲得向人類不斷逼近的認知力、判斷力、決策力，關鍵在于對數據的挖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面對正以指數級增長的數據資源，金融業應該進一步打破數據孤島和數據碎片，有效集成和提煉各類結構性數據和非結構性數據，形成更高維度、更高質量、更多來源、更多場景的數據積累和交叉檢核。

同時，在金融理論和實踐中探索數據確權、評估、交易等數據「生產條件」的優化方式，充分釋放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

三是工程化風險管理體系的再構建。

面對錯綜復雜、內外交織的風險關聯網絡，傳統基于規則經驗和事后反應的風險防控模式顯然付之闕如，亟須強化精準捕捉和有效定價風險的能力體系建設，形成高效識別、定價、交易和化解風險的工具箱與策略集，構建工程化、結構化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更好支持風險全景監測、前瞻預警和智能控制。

此外，要進一步關注網絡風險、氣候風險等新型風險的防范和應對，延展金融風險管理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邊界，降低金融市場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四是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再提升。

數字變革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升級優化開啟了我國深度融入國際金融治理的機會窗口。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最大的數據庫，是用戶案例和使用案例的最大生產者之一，要主動參與金融科技、數字貨幣等新興領域標準制定，推動國際金融治理規則共建共享，強化金融協同聯動，增進全球金融體系能級。

以大數據、區塊鏈、廣域互聯、無邊界支付等技術為依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變革，突破地理邊界，構建基于數據的全球協作鏈接，助力金融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