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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關于信用卡、消費信貸的相關監管力度在升級

一只互金鵝2024/05/151268返回列表

今年，關于信用卡、消費信貸的相關監管力度仍然在升級。

除了4月下旬那份《關于進一步規范股份制銀行等三類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的通知》繼續對“互聯網貸款”業務提出了很多具體的要求。

作者發現，最近幾個月，很多地方法院和當地的金融監管分局，以及當地的銀行等金融機構都組織了關于落實“二號司法建議”工作的相關會議。

“二號司法建議”指的是202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完善信用卡監督政策維護金融安全的司法建議書》（法建[2023]2號）（簡稱“二號司法建議書”）。

“二號司法建議書”主要提到：近五年來信用卡糾紛案件迅猛增長。

2018 年至 2022 年全國法院共審結一審信用卡糾紛 307.8 萬件，占銀行全部起訴案件的 37.3%，占全部金融商事案件的 28.2%；2022 年審結 79.2 萬件，所占案件比例較 2018年增長了 77.5%。

其次，信用卡糾紛已成為許多基層法院收案最多的民商事案件。

截至 2023 年2月底，全國信用卡逾期客戶數約 2976.64 萬人，潛在糾紛案件數量巨大，危害金融安全。

結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情況并會同基層發卡銀行調研，信用卡糾紛數量大、增長快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部分金融機構存在授予不適格客戶大額信用額度等問題，催生債務違約和社會矛盾；

截至 2022 年末，全國信用卡累計發卡 7.98 億張，人均持有信用卡 0.57 張。授信總額 22.14 萬億元，透支余額 8.69 萬億元，逾期還款 90 天以上的余額 1598 億元，一些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者平臺不顧客戶自身還款能力，為完成“業績”考核一味誘導不適格客戶盲目借貸、超前消費，甚至利用優勢地位以默認勾選、強制勾選等方式，搭售客戶非自主意愿的金融產品或服務，導致持卡人過度負債。

二是現有制度未能有效壓實商業銀行自行催收責任；

商業銀行作為出借人和債權人，是清收債務、化解糾紛的第一責任人。

但在商業銀行提交給法院的起訴狀中，基本沒有關于糾紛形成及有關解紛經過的介紹。

從實踐情況看，客戶逾期還款，商業銀行主要通過短信和電話方式進行催收，很少采用“面對面”方式與客戶協商還款，自行催收流于形式，加之 50%以上逾期客戶變更預留聯系方式導致失聯，監管部門又限制商業銀行自行獲取逾期客戶其他聯系方式，致商業銀行不將聯系客戶自行催收作為工作重點，而輕易轉向訴訟清收，以更高成本的司法資源替代成本較低且更頭有效的自力催收措施。

三是商業銀行訴訟清收多是滿足考核要求，卻實效不彰。

2022 年商業銀行信用卡不良貸款余額 1598 億元，占商業銀行全部不良貸款的 5.3%，不良率為 1.85%，資產質量平穩，風險總體可控。

但由于財政部規定商業銀行對 10 萬元以上信用卡透支款項呆賬核銷的前提是取得法院終結執行或終結本次執行裁定，以及許多商業銀行總行通過設置起訴案件數、核銷率等指標對下屬機構進行考核，導致商業銀行為了完成考核而訴訟，并未將工作重心聚焦在窮盡催收手段、防范逾期客戶形成方面。

從案件審理和執行看，2022 年北京法院涉信用卡案件缺席判決率 89.54%，上海法院涉信用卡案件缺席判決率 86.63%；2018 至 2022 年五年間，北京法院信用卡糾紛案件執行到位率 5.76%；上海法院信用卡糾紛案件執行到位率 3.99%。

商業銀行通過訴訟追債實效如此差并未引起應有的足夠重視。

“二號司法建議書”中列舉了幾個典型的信用卡糾紛案件。

其中一個案例就是年2月份，央視新聞頻道《法治在線》欄目播出的《【法治封面】司法建議開良方破解信用卡糾紛困局》專題節目，節目講述的是一位金先生和銀行信用卡糾紛的案件——

被告金先生因累計欠款16萬余元，從而遭到銀行起訴。金先生卻表示自己從未使用過該張信用卡，拒絕償還銀行欠款。最終，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審理上述案件，判定銀行敗訴。

在節目中，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審判員高麗麗指出，該案件的出現暴露了銀行在經營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沒有了解客戶真實需求的情況下，盲目發卡，在辦卡當中，沒有要求銀行的工作人員必須對客戶進行逐條提示解釋說明，確保客戶清楚地知道這張卡有哪些功能，哪些權利義務。

“二號司法建議書”提到，習近平總書記 2020年 11 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我國有 14 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中央深改委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明確要求，“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同時要求人民法院積極運用司法建議等形式對執法辦案中發現的普遍性問題提出訴源治理建議。

“二號司法建議書”雖然列舉了很多信用卡業務方面的問題，但其實也提到了市場流行的信用類消費貸業務，并在相關的司法建議中，針對信用卡和消費貸業務共同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只互金鵝」整理關鍵信息如下：

最高法表示為進一步加強信用卡糾紛訴源治理，以高質量的金融監管和司法保障服務信用卡業務高質量發展，提出三點司法建議：

一、進一步加強對信用卡及信用類消費貸業務監管，從源頭上有效減少違約糾紛。

“二號司法建議書”提到——自 2016 年國家開展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以來，許多商業銀行為搶占原 P2P 平臺市場，大力開展以信用類消費貸為代表的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的同時，對相應的放貸社會責任和風險管理關注明顯不足，導致信用卡糾紛和信用類消費貸款糾紛增長迅猛，兩類糾紛日益同質化。

審慎放貸不僅是商業銀行的法定義務，也是履行為借款人設定相應財務約束、培養理性消費習慣的社會責任。

“二號司法建議書”建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高度關注兩類業務的風險敞口和業務可持續性，加強對兩類業務的微觀審慎監管，強化金融消費者適當性管理，督促金融機構審慎放貸、按需授信，嚴控大額；促進信用卡和信用類消費貸回歸“小額、消費”本源提升真實場景消費占比，有效引領、支持科學理性消費，堅決杜絕類似 P2P 風險再度發生。

二、優化相關考核指標，從前端紓解商業銀行訴訟壓力

“二號司法建議書”中提到，《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第二十三條規定：“各有關部門要結合本系統實際，研究落實加強訴源治理工作具體措施，加大對下指導考核力度，將體現訴源治理成果的實效性指標納入目標考核體系”。

為避免信用卡糾紛因考核成訟，實際導致更大量“誰都沒有責任”的企業損失，建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研究信用卡透支款項呆賬核銷條件，切實改變實踐中簡單將司法文書作為核銷依據、前端發卡審核環節無責任追究的狀況，推動完善信用卡從發卡授信到壞賬核銷的有效管控機制。

此外，商業銀行因開展信用卡業務所形成的壞賬損失，是商業風險，是否核銷應當尊重其自主有效監管下的商業判斷。防范銀行從發卡授信到核銷道德風險的功能主要應由商業銀行內部治理和外部金融監管、審計監督及紀檢監督擔當作為，管理層未勤勉履職導致商業銀行損失的，依法應當追究其相應政務乃至法律責任，在追責問責體系已經比較完善的情況下，不能再簡單以司法裁判文書作為 10 萬元以上透支款項的核銷標準，致管理層責任不能落實的責任人以司法清收掩蓋不審慎發卡及自行催收環節的失職瀆職行為。

建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研究推動各商業銀行總行進一步考慮形式化催收不成即簡單使糾紛成訴的不合理考核指標，有力有效壓實商業銀行自主催收責任。

三、更好履行金融債權保護監管職責，從中端提升銀行解紛和自行催收能力。

金融債權保護關系金融安全，金融監管部門責無旁貸。針對信用卡糾紛小額、面廣且具有征信懲戒的特點，信用卡債權清收應堅持“銀行自行催收為主、惡意逃廢債司法訴訟斷后”的政策。依法提升銀行自行催收能力，是有效化解糾紛的重中之重。

為此，建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支持銀行開展失聯客戶信息修復工作，適當提高銀行收集使用逾期客戶信息的監管容忍度促推銀行與三大電信運營商等建立常態化失聯修復機制，盡量避免因未適當修復造成客戶失聯而導致銀行債權落空。

國家發展改革委與中國人民銀行共同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法(公開征求意見稿)》第九十八條規定，信用信息主體已糾正失信行為的，認定單位應當及時刪除失信信息。

建議中國人民銀行研究更為靈活的征信懲戒措施，共同推動修改《征信業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的剛性規定。為最大限度化解糾紛和保障金融債權有必要允許信用卡逾期客戶通過主動還款修復不良征信，以實現客戶、銀行和社會的“多贏”。

最后，為加強信用卡和信用類消費貸糾紛訴源治理，推動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切實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前期充分調研論證基礎上，擬就信用卡及信用類消費貸糾紛案件的辦理出臺訴訟規范，建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人民銀行結合相應管理舉措從嚴實施，與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文，促進相關舉措落地落實：